在书法史讨论中我曾做了一个总结，我说魏晋南北朝是书法的艺术自觉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定为唐宋？这是因为从后汉到魏晋，第一次真正有了书法理论，当时总结魏晋南史的方法。这些理论的出现受到哪些影响？它跟当时的文化有什么关系？当时的人对书法是怎么看的？这些内容对理解一篇论文都有什么意义？当然实际上我们无法从真正的书法理论著作或文献中去考察前书法理论阶段的全“书”、“数”在当时是不是属于程度高者未作详述，但对“礼”、“乐”是非常重视的，认为它们是一个贵族子弟必须接受的最高训练。

在这“六艺”中，我们发现已经有个“书”内容，但是这个“书”的含义具体指什么当然，我们应该分清《周礼》中“六艺”之“书”与汉代之“书”的通常含义。由于时代与文化背景的变迁，在汉代扬雄的笔下，同样这个“书”就是指读书与文章而不一定指书写，比如《法言·问神篇》中有云：言不能达以岁时入其书，三年则大比”，而关于保氏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却不再含含糊糊，而是对六艺作了具体的明确规定：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六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六艺的范围正符合我们的推断的水平，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居然可以有“六艺”的待遇，岂非荣幸？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汉字（书法胚胎期）书写能力的重视，因为它直接与治国安邦有关。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如果没有“六艺”中尚未定型，所以先民只能笼统地提出一个书写技艺的要求，而无法确定在书写中是否要研究结构、研究线条。比如，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话，当时的六国文字也是比较随意的，特别是经过了吴楚金文的装饰意趣之后，说“立象以尽意”，为何不说“立形以尽意”？因为“形”是很具体的，而“象”是偏于抽象的；“形”是客观直觉的，而“象”中包含有主观的因素。《周易》正式成书的年代比较晚，以前有很多研究《周易》的著作，学发达，不得不依靠形象基点，要创造抽象的符号，但却无法撇开客观自然形态的影响与诱惑。依靠客观形象的启发来构成选择与判断是一个便捷的过程，中国文字之所以有一个象形阶段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故尔这个“象”到了许慎，却把指事置第一，象形置第二，会意在第四。三家的差别，可于下表一览：引书出典一二三四五六《汉书》引《周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伸延出一些学术思考，却不能将之归为汉代书法文字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严格说来，汉代人还缺乏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学术能力。东汉初期，有很多正定文字的举动。当时很多书法家也就是古文字家，较重要的有王魏的《正始石经》却是用三体写的，为什么要用三体写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正常，文字的发展从甲骨到金文、篆书、隶书，是一个过程，但当时的汉魏人并不知道有这个过程。因为年代久远，文献记载很少，实物流传下来还没有机会发现陕西半坡的陶文、山东大汶口的陶文以及甲骨文，因此他们的溯源工作是十分有限的。这是汉代以前书法文字研究方向的大概的眉目，可以作为书法批评史起步伊始的内容。请注意，在那个时候，六书也好，空间、结构。六艺之“书”也好，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也好，（另外两个转注、假借）谈论的是造字法，研究的是汉字的构造，而不是线条的表达，按后来对书法分类看，它是指向汉字的结构而不是指向线条。注重结构，以现在的观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都是谈篆书的，谈篆书的成型、篆书的应用方法，这在当时都是作为贵族教育的识字课本和写篆书的范本来使用的。其道理很简单，掌握了篆书的人不用看，写出来是给应看这些教科书但没有上的实用痕迹更是明显，从甲骨文、金文及更早的彩陶刻划如山东大汶口陶文、西安半坡陶文等看，文字的实用性不可能导致纯书法观念的出现，书法批评不得不表现为六书式理论的状态，这显然是顺理成章的。

文章选自陈忠康《书法讲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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