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作为维持国家*务正常运转的重要人员，在疾病治疗方面，不同身份的官员享有不同的医疗待遇，因此在就医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征。

一、中央官员的疾病治疗

中央官员位于都城，处于医疗资源最为集中之地，极具地域优势，求医问药十分方便。官方为符合具体品级规定的中央官员提供相应的常规医疗待遇。

首先，由翰林医官院等机构派遣医官为患病官员诊视。宋初便已规定凡文武常参官请病告过三日者遣太医诊视的旧例。

真宗景德四年作出遣医的具体品级规定，即凡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大将*、刺史已上、知杂御史、诸司使等请告三日以上者，由入内内侍省派遣太医诊视。

仁宗天圣年间又规定，在京的文武职事官患病者可经所在本司奏闻，以内侍领翰林院医官为其诊视。综合上述，请病告过三日且达到相应的品级规定才可享受官方医疗待遇。

实际上，中央官员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也显现出因官阶高低之分所带来的差异。官员品级越高，越容易触及宫廷医疗资源。高级官员可得皇帝亲临问疾、宣医赐药等特殊的医疗照顾，而低级官员却无法享受此种待遇。

而宫廷所遣医官通常为医官之中的佼佼者。如元丰八年（）四月，王珪感疾，皇帝下诏遣派国医诊视，并赐以御膳珍药。“国医乃名医中选”，医官经层层选拔而授，医术出类拔萃。

偶有特例，皇帝还将派遣多名医官为其诊治。可见高级官员所享受的宫廷医疗待遇十分优厚，名医、珍贵药材触手可及，皇帝宣医赐药也为高级官员增加了疾病痊愈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高级官员还可私下延请宫廷医官为其诊治。京师医官傲然难请，并非处于低级官员所能接触的范围之内。如庆历元年（）十月，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为母求医，言京师医官傲然难请，转而求民医。

而二十年后，即嘉祐六年欧阳修任参知*事时患口齿肿痛之疾，便“呼四医工并来”，未有纤效后又听闻王素有“蜀中真山豆根”，主动写信乞一二两。

可见官员品级越高，越易于延请医官。当医官医治无效时，在京官员还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来延请民间医生。而一般京官则没有皇帝宣医问疾、官方为其派遣医生的待遇，又难以私下延请宫廷医官，因此患病时需要依赖京城中的医疗资源。

地方官员分散于各州县，自然无法与中央官员同享宫廷医疗资源，但偶有特例。如一部分守边之臣或有功之臣，虽不在京师，也可得皇帝特殊医疗关照。

至和元年（）十二月，韩琦于知并州任上，上表请求仁宗差遣齐士明前去诊治病情，言其疾病“乘隙屡作，每妄攻而肆*”，以至于“实无意以求生”，仁宗遂派齐士明前去。

通常而言，地方官员可获得的主要官方医疗照顾来自于各地的驻泊医官、医学博士、医学教授、医学助教等人员。

医学博士、医学助教隶属于地方州县，驻泊医官又驻扎于各州府治所，“序位在州县官以下，非缘医药，不许与见任官往来”，反观之，如若地方官员有疾，征召医官也是情理之中。

如庆历元年（），宋夏好水川之战后，范仲淹知耀州，途中“眩转之疾”屡次发动，颇感“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强稍难”，便于“永兴*请医官看治”。

地方医官数量较少，且常有教习医学生或救助地方*民等其他职事。如此可见，地方官员所能依赖的官方医疗照顾相对较少，因此大多需要依赖民间医疗资源。

但宋代医疗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京城最足，其余次之，偏远地区更是缺乏医药。不少地方官员备受当地无医药之苦，毕仲游曾说：“关陕少医药，而多川陆之劳，良以为苦。”

若有医者治病有效，常被称为人生幸事。因此，在所处之地医药匮乏的情况下，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如何解决患病时无医药的问题十分重要。

首先，可向朝廷陈请合理的医药需求。如熙宁八年（），新任转运判官宋球便以“广南东路以瘴疠，近年数失监司”，乞求“增差医学邢慥”，神宗许之。

还可利用自身权力为医疗提供便利。或还可申请于某地寻医问药。其次，还可延请民间私人医生，另外，亲友帮助也是地方官员重要的医药来源。

在既无名医，又难得药材的无奈情况下，地方官员只能依赖自我救疗。如李复于夔州时，言夔州“他处药材皆不至，市无药肆，亦无学医者”，还曾写道：“予少亦留心于医，家人辈疾病未尝呼医，率多自疗。”

如此可见，因各地医疗资源不均，地方官员可利用的官方医疗资源较于中央官员有所减少，故多利用民间医生，无奈之下只能采取自我救疗的方式，偶有寻求巫医者。

贬谪官员在处于缺少经济来源以及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其就医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官员一旦遭遇贬谪，首先经济状况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甚至还需亲友资助以度日。还将被迫迁居他处，有些路途遥远，需要长途跋涉。不但只代表远离中央，也意味着走进容易患病的地区，缺少医疗资源照顾的地区。

因而不得不承担着因仕途受挫几经贬谪所造成的苦闷心理，还须经受着由身体疾病带来的痛苦和衰弱之感。

部分偏远地区缺医少药，如苏辙被贬雷州后，又贬循州途中“风波恐惧，蹊遂颠绝。所至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翳，医药无有”。官员被贬大多是因为朝廷中的*治斗争。“谪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顾”，贬官大多杜门省愆以减少交游活动。

此时若得亲朋好友帮助，必然是患难见真情。苏轼与程之才的事例为人称道。程之才为苏轼的表哥兼姐夫，但苏轼早年与他并无交集。只因苏轼的姐姐八娘原为程之才之妻，但却在夫家受虐待，又恰逢患病，而遭程家无视后死去，两家结怨。

但苏轼贬谪惠州期间关系出现了转机，两人冰释前嫌，且相谈甚欢，苏轼曾多次请求程之才为之寻药。贬谪官员在俸禄微薄、谪居之地缺医少药的处境之下，自我救疗被迫成为最主要的愈疾方式之一，偶得名医相助自然幸运之至。

苏轼谪居*州期间曾患臂痛，一日前往“螺师店看田”时，偶然结识名医庞安时，苏轼在庞家居住数日。庞安时不仅为其施针治疗，还赠送药物，疾病得以痊愈。

两人关系颇为亲近，苏轼又向苏颂推荐庞安时为其诊病，自言与庞安时“某颇与之熟”。与庞安时交游为苏轼治愈疾病提供较大的帮助；同时，庞安时也经苏轼宣扬而渐有医名。

医药匮乏终将影响到贬谪官员的生命延续。被贬官员死于谪地情况并不少见。天圣元年（），寇准卧病在床时，就曾作诗曰：“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不久便病故。

又如崇宁四年（），*庭坚孤苦病死于宜州，在此之前并无一人看望，只有在死后范廖为其经理后事，盖棺安葬于城南。

由上可知，贬谪官员因其特殊的*治遭遇，大多处于缺医少药之地，幸运者可得民间名医照拂、亲朋好友赠药等。当被贬至偏远之地无医药时，被迫进行自我救疗，更有客死他乡者。

宋朝规定七十岁为官员致仕的法定年龄，致仕后即意味着卸下自身职务脱离官场*治，以安享晚年。因此在疾病治疗方面与其他官员不同。

首先，与现任官员相比，官方对于致仕官员医疗待遇并无明确规定，患病后无须经官方派遣医官等繁琐程序证明自身疾病。

其次，可在自身经济条件允许下寻求医生诊治疾病，搜寻药材。现有研究中对于官员的致仕原因、致仕后的俸禄制度、养老生活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但对于致仕官员的疾病治疗问题尚未有专门研究，下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首先，官员致仕后无法享受官方医疗待遇，部分可得皇帝特殊恩例者除外。在唐代，就已有相关法令保障致仕官员的医疗问题，《天圣令》中唐令规定：“诸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官致仕有疾患，在京城者，官给医药；在外者，亦准此量给。以官物市供。”

即在唐代，文武职事官致仕后无论在京城或在地方者，都由官方给予医药，但不同的是在地方上须“以官物市供”。而在天圣令中的宋令中却发生了变化，规定：“诸在京文武职事官病患者，并本司奏闻，以内侍领翰林院官就加诊视。

其在外者，于随近官司申牒，遣医为疗。旧外官出使亦准此。”可见宋代的变化有二，一是缩小了医疗保障对象的范围，未涉及致仕官员医疗问题，二是将提供医药的机构、过程明确化。

部分高官功臣致仕后还可得皇帝遣医赐药等特殊待遇。另外，致仕官员疾病治疗更为重要的特点在于脱离*治场域，不受官方制约，可自由选择就医与疗养疾病的地点。

现任官员如要到别处就医，需要申请经官方同意后方可前去，如建炎三年（）三月礼部侍郎卫肤敏患病请就医于秀州，许之。若不经允准擅自前往，将受到惩罚。

依靠亲友及自救也是致仕官员治疗疾病的重要途径。皇祐元年（），范仲温即范仲淹的三哥，因二婿之事烦恼以致精神不振，范仲淹此时于杭州知州任上，从一张姓友人信中得知后，当即写信劝诫他安心养病，并送去“关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嘱咐他一定要服下。

这些原因部分致仕官员不得不熟悉并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因为自我救疗也是其常用的方式。